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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在傍晚停工

作者:易发游戏网站 发布时间:2021-02-27 22:25 点击:

  也不只变电站,人们对一些有潜在环境风险的项目的反对,一段时间以来此起彼伏。声势最大的是厦门,PX项目最终如厦门人所愿成功搬离了这个城市。其他还有上海磁悬浮项目,山东乳山核电项目,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没有被广泛关注但仍遭反对的项目还有很多。

  这些林林总总的反对声音是令人欣慰的现象,人们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开始积极争取自己的权益,同时也推动政府决策更加公开透明。

  如果这些项目是可建可不建的,比如城市不需要更多的变电站,也不需要对越来越多的垃圾进行处理,那么问题瞬间就解决了;又或者人们不用塑料瓶,不穿化纤衣服,装修房子不要涂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彻底摒弃PX。

  我们的生活需要它,但又不想与之为邻,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搬到别处。接下来的问题是,别处的别人仍然需要与之为邻。

  厦门专家说,按照国外惯例,像海沧PX这样的工厂应该距离居民区100公里才算安全。有人提出的疑问是,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密度,除了西北荒漠,没有一个地方符合这条规定。最后PX搬到了漳州,做到了距离居民区20公里。但是漳州人却五味杂陈:与厦门相比,除了“20公里”外,漳州大概还没有厦门人多,没有厦门人团结,没有态度坚定的全国政协委员。

  与化工厂相比,变电站的选址可能更加困难。在人口密集、建筑林立的城市中心区,变电站的选择余地更小。

  究竟把它们建在哪是个难题,政府首先要做的是以更严格的标准保证这些项目的安全,同时也需要就其中的困难与市民做更多的沟通,让市民参与进来,一起讨论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也许是个巨大的工程,但努力是值得的。

  如果问题的解决只是以把它迁到一个反对声弱的地方为结果,那这种结果仍然令人不安。

  当变电站本身有多大危害还存在争议的时候,政府及相关专业机构应该作出科学公允的信息沟通

  当北京市朝阳区信访办主任赵宏伟来到望京南湖西园银领国际小区的时候,居民们拉起横幅,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他的到来。

  这天是3月2日,这是望京变电站开始修建77天以来,第一次有一位政府官员受到了小区居民如此礼遇。之前,居民们的投诉、质疑甚至谩骂有权力管理那个变电工程的一切政府部门,他们甚至和警察动过一次手。但是今天,他们选择坐下来,和政府好好谈一谈。

  北京电力公司打算在他们小区的围墙外修建一座220kv变电站,这个变电站,按照北京电力公司一位负责人的说法,离小区还有100米,至少90米,但是小区业主自己测的,是30米,根据中国电力行业的行业标准,只要和建筑物间隔够8米就被认为是安全的。

  但居民们达成了一致,要让变电站搬走。他们拒绝相信电力公司的解释。他们排班站岗看守工地,他们互相鼓励,谁也不许独自跟电力公司接触,要“拒绝对方的说服或者收买”,否则就是背叛大家。

  在这三个月当中,他们跑遍了北京市和朝阳区的规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北京市环保局、国家电网北京电力公司以及市区两级的信访部门,希望能够把那个即将与幼儿园(尚未开工)隔墙而建的变电站迁走。他们担心这个220kv容量,两到三层楼高的庞然大物将会增加儿童得白血病、孕妇流产、胎儿畸形和男人不育的风险,给大家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尽管临床上医学还没有确认这种风险,他们的一个口号是:“不给电力当小白鼠。”

  望京南湖西园由世安家园、银领国际、季景沁园三个楼盘组成,三个楼盘呈现新月形状,变电站工地正巧在这个新月的环抱之中。

  2007年12月15日,南湖西园的居民发现在世安家园小区以西有人施工。在询问了工人和向朝阳区发改委进行了核实之后,居民们确认了这个工地是一个220KV变电站。

  这个变电站在望京的规划图上标号为K5-3-1,旁边的土地就是开发商承诺5月前建好的小区幼儿园。

  根据朝阳区发改委12月28日的答复,这是一个按照北京市“十一五”电力发展规划建设、符合城市规划、满足了核准要求的项目。

  一般来说变电站项目能够施工,必须要走以下的流程:市规划委员会的审批、国土资源局审批和环保局的批复,在此基础上,发改委核准项目、建委批准开工。各种文件缺一不可。

  在居民们去各个政府部门寻求答复的同时,工地上地面平整完毕,钢筋和水泥被不断运进工地。12月30日,世安家园和银领国际的数百名居民决定“上街抗议”(季景沁园是一个新楼盘,多数房子还没有人入住)。这次活动被警察劝了回去。

  在他们抗议的同时,居委会张贴告示说:“工地已经被明令停工。”居委会还宣布,2008年1月7日朝阳区政府和电力公司将派人来与居民们对线日,在在朝阳区信访办组织之下,区规划委和电力公司以及市环保局都派出了工作人员与居民代表对话。在居民的追问之下,几个部门承认这个工程没有办齐证件。电力公司说这个工程是为了奥运,希望居民顾全大局。

  居民金炳虎告诉《新世纪周刊》,当天的对话居民很激动,政府来的几个官员准备明显不足。“其中一位规划局官员什么材料都没有带。后来他说,自己其实管的是交通规划,根本不了解变电站的情况。”

  当天最大的成绩是,电力公司的官员承认了手续没有办全,并在居民要求下来到工地宣布停工。

  “居住在城市,受过高等教育,遵纪守法,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要去上访。”一位世安家园的居民说。

  在1月7日到1月21日之间,世安家园的居民们先后去了市政府信访办、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和北京市环保局。

  规划委员会同意居民调阅工程规划的相关证件,但是当时无法调阅——据说是被经手人借走了。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回答是,这事要找规划委员会。居民代表赶到了规划委员会信访办,答复是:变电站项目三个需要规划委员会盖章的证件还差一个。但是对私自开工的事情规划委员会没有执法权,要想要求他们停工,要找城管监察大队。居民把电话打到城管,城管的回答是,违法施工不管,他们只管夜间施工扰民。城管建议:“这事你们得找环保局。”

  到北京市环保局上访也没有解决问题,不过居民“老旺”说:“环保局至少给了我们正式的回复。”

  居民们开始发动他们的人脉,联系自己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北京市“两会”递交变电站材料。

  1月21日,工地西北20米左右出现新工地,大型钻孔设备和推土机已经开进工地,十几个工人正忙着打地基,居民要求出示施工证件,工人说:“在老板手里。”

  工地在傍晚停工,工人甚至当着居民的面捣毁了一些水泥地面,并且声称:“不会再干这活了。”

  小区居民开始加紧值班紧盯新工地,1月22日居民代表前往市环保局,和市环保局法制办、信访办工作人员和参加变电站项目环评的人员坐在了一起。在此居民代表提出了若干质疑,要求提供环境评价书。市环保局说,里面有商业机密。

  就在居民代表上访开始的几乎同时,上午10点40分,一些老年居民发现工地开始搭建围栏和活动房屋,他们在前去理论时,工人们叫来了一些人,其中一个留板寸发的高个长脸男子抬腿踢倒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居民。居民拨打了110,但是“警察似乎认识打人的人,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连个正式的笔录都没有做。”维权小组成员金炳虎说。

  目击这个事件的居民在上午11点给建委传真发送了一封举报信,举报新工地的施工。

  1月22日晚7点30分左右,下班回家后的年轻人大约500人冲向工地,打算“教训一下打人的人。”工地领导和打人的人都没有出现。

  “本来维权到今天还是很理性很克制的,大家很急躁,忽然就控制不住了。”银领国际居民、维权小组成员王林俊说:“大家一路就向着四环走了。警察跟着我们,用DV拍摄整支队伍,尤其是那些表现活跃的脸。”

  大约300名居民在晚上9点左右冲上了北四环主路,阻断了交通,警察赶紧驱散人群,带走了其中3人,有50名居民围住警车要警察放人。

  在混乱的局面下,双方发生了推搡,进而动手。几位女性居民看见面熟的一位管片警察也和男性居民扭在了一起,大声抱怨警察不该打人。警察委屈地喊:“他们先踢我的!”他向别人展示裤子上的好几个大鞋印。

  冲动的代价是:当天晚上有近30名年轻男性居民被警方带走,因为扰乱社会秩序而被拘留3~7天不等。

  按照小区居民的统计,这些人里学历最低的也是本科毕业,有的还有博士学位,都拥有体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大学教师、工程师、经理等,一位老太太激动地对来了解情况的警察说:“对他们好一点,你们抓过这样有文化的人吗!”

  1月25日,小区居民再次来到工地阻止施工,并求助于望京街道办城建科,得到的答复是:“他们确实违法施工,但是我们不能去,你们能自己阻止最好。”

  1月28日,所有受拘留处罚的居民都已经回家,他们再次来到市政府等部门信访。在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一位李姓官员告诉居民,市政府上午刚开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很重视”,“很生气”,因为规划当中,南湖西园本来就应该是大片的市政工程用地,开发商把它挪做居民楼,“弄成这么大的社会矛盾”。这位官员听说变电站离即将建设的幼儿园很近后表示:“非常心疼这些孩子”。

  2月2日建委下令新工地停工,这一明令是由派出所派人口头传达的。同一天北京市环保局书面答复了居民的信访请求,要求北京电力公司向居民公示环境测评表。但是他们表示,环保局是没有权利公布这一文件给居民的。有居民为此对环评文件表示质疑。

  他们这个春节没有过好,各家出人,轮流值班,紧盯着工地看看有没有人偷偷施工。

  2月15日,望京街道办司法所所长刘铁立和居民进行了一次沟通,居民们提的要求是:变电站迁到居民区1公里以外。刘铁立宣布将安排街道办的两名工作人员值班,只要敢随便开工,居民就给他打电话,他会第一时间处理。

  尽管工地施工暂停,南湖西园的居民仍然没有放松,居民募集了近10万元的捐款,他们通过了决议,同时维权协调临时小组也征集到了多数的授权和信任,准备由几个人出面请律师来打这场官司。

  他们邀请了中咨律师事务所的夏军律师为他们进行代理,这位年轻的律师曾经成功地帮助“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附近的居民做代理,最后该项目停建。

  “我建议我们两条腿走路,几个人去向国家环保局提请行政复议。另外有一个人去海淀区法院(北京市环保局在海淀区)提起行政诉讼,两个途径各有各的好处,不过行政诉讼一旦开始,他们要负责举证,交换证据环节中,他们必须提供环评材料来给我们。”夏军对居民代表说。

  “我们能不能去发改委、规划委或者建委去申请行政复议呢?只要有一个部门撤销批准,这个工程不就可以停下来了吗?”一位居民问夏军。

  “理论上也可以,不过我建议还是向环保总局提复议,我和他们打交道很多,我所接触的各个部委当中,环保总局官员无论是个人素质还是办事效率,都是中国最好的。他们很开明。”夏军说。

  北京在建的变电站并非只有望京一家。玉泉营变电站也是在2007年12月悄无声息地圈起了围墙。这座变电站紧邻的是草桥欣园小区一区,这里的居民也发现了这一工程,并迅速挂起了横幅抗议,在围墙上,居民们用白漆,如同拆迁办一样写下了大大的“拆”,还画了一个大圈,以表达自己美好的愿望。

  2月4日,草桥欣园的居民们几十人前往北京市政府上访,然后又去北京市电力公司门前抗议,在那里他们被保安阻拦,并发生了推搡,后来市电力公司让他们去丰台电力公司交涉。市电力也派人向他们介绍情况,他们坦然承认自己“手续不全”,答应先停下工程补全手续,“但是这个变电站是非建不可的,这是要给北京南站供电的重要工程。”电力公司这样答复草桥欣园居民,并表示可以开车接居民们去参观双榆树和太阳宫的变电站,“我们公司的宿舍楼就在变电站旁边,大家都好好地活着。还有八宝山变电站,也很安全。”

  这次沟通之后,居民们对此态度满意,对答复并不满意,变电站工地和他们小区内的幼儿园距离不到50米,离最近的一座楼在30米以内。

  草桥欣园的几位居民和望京南湖西园的居民取得了联系,通过网络和电话,他们在向望京学习着经验:“如果打官司,前后可能最长要拖两年之久,如果变电站在诉讼期间盖好了启用了,怎么办?”

  望京居民的回答是:“还是要走合法的途径,如果实在没人管,就只好靠‘团结’了。你们刚开始会斗志昂扬,然后会慢慢疲惫,有些人想退出,有些人可能愿意接受补偿,你们要省着花大家凑起来的每一分钱,账目公开,让所有的居民尽量心服口服??你们要有一个坚定而热心的领导小组,还要有可靠的候补成员,万一你们中有人出差出国,或者有什么其他事无法履行职责,后备成员能够迅速地补上来。”

  “我们没有退路。”望京南湖西园居民金先生夫妻两人都是律师, 3月1日下午,他们夫妇和夏律师一起讨论着这个案子的细节。

  “我的孩子现在才3个月大,”金律师说,“我们已经拥有了第二套房子,如果变电站建起来,我们肯定会搬家到新家去的,但是我不愿意就这么走,临近变电站的房子价格会损失惨重。”

  与许多国家相比,中国对电磁辐射规定的环保标准并不宽松,但由于中国人口稠密,房屋狭窄,人们所受的电磁辐射一般要比欧美多

  变电站最容易引起居民恐慌的是电磁辐射。电磁辐射的来源有很多,包括各种电气和电子设备,一些家用电器也在此列。

  电磁辐射对人体有两种影响:一是电磁波的热效应。当人体吸收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出现高温生理反应,最后导致神经衰弱、白细胞减少等病变。二是电磁波的非热效应。当电磁波长时间作用于人体时,就会出现如心率、血压等生理改变和失眠、健忘等生理反应,对孕妇及胎儿的影响较大,后果严重者可以导致胎儿畸形或流产。

  北京邮电大学电磁场与微波技术专业博士崔海林介绍说:“电场比较容易屏蔽,磁场屏蔽起来就很难,成本也高,所以现在居民们多数担心的就是磁场的伤害。”

  中国的用电频率是50Hz,电力设备造成的电场也被称之为工频电场,在国家环保局推荐的《500kv超高压输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当中,提到居民区工频电场限值4千伏/米,工频磁场0.1mt(毫特斯拉)。

  在绝大多数正常运转的变电站和高压线附近,电场和磁场的强度都小于这个标准。

  0.1mt的磁场标准也是西方许多国家采用的一个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也引发了国外医药卫生界和电力界的争议。

  引发人们对工频磁场恐惧的是瑞典对儿童白血病影响的流行病学调查:科学家发现可能引起儿童白血病的磁场强度非常低,0.3μt(微斯特拉)的房间里居住的儿童患白血病的概率就是0.2μt房间里居住孩子的4倍。

  因为这一系列调查,在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电磁辐射项目接受了国际癌症研究所有关极低频即高压线、变电站电磁场与癌症关系研究的评价结论,把极低频电磁场作为可疑致癌源,与咖啡、苯乙烯、电焊烟雾、汽车尾气等归属为一类致癌物。

  0.2μt这个可能造成伤害的标准远远低于欧美的有关标准限值和目前中国有关规定的限值。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使用微波炉时距离在一尺左右,或者连续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超过2.5分钟,都会由于磁场超标而对人身造成损害。变电站的磁场标准则是这一安全标准的50倍。

  国际上认为孕妇、老人、儿童、病人为电磁辐射的脆弱人群;同一个人,不同的器官,抵抗能力也不同,眼晴、大脑、心脏、生殖系统为人体的脆弱器官。

  而对于一个建筑在变电站附近的小区来说,不需要工作的婴儿、孕妇和老人恰恰是在家时间最长的人。

  尽管如此,临床医学上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认为电磁场会直接伤害附近的人,根据四川省对3所220kv的变电站的调查,只要距离10米,变电站电场衰减得很厉害,磁场也符合国家的行业标准。

  崔海林博士说:“在中国,由于人口稠密,房屋狭窄,家家都有电器设备,人们所受的电磁辐射一般要比欧美多。欧美人实际所受的电磁辐射量是远远低于中国人的。”

  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这样的建筑或设施,它对于这个城市以及其中的人们意义重大,但没有人愿与之为邻

  把渣土堆砌成山,把道路挖断,让工地像“鬼子炮楼”一样被圈在沟里,把周围全部变成水田,让拉材料的车无法通过。充满敌意的眼睛警惕地盯着那个艰难地坚持施工的工地。

  这是南京一个变电站工程所遭遇的尴尬。这里的居民们过去的一年里遭遇过3次拉闸限电,电力公司无数次地告诉他们:“变电站是安全的,建好了首先受益的就是你们。”但是毫无效果。居民们的主意就是,拖,拖到工地被迫迁到别处为止。

  拖到对方玩不起,似乎成了居民的唯一手段。在居民反应过来之前建好,也是许多电力公司一直想完成的一项任务。

  电力公司为此大倒苦水:“不是南京没有电用,而是电到了郊外没办法送进市中心,总是建不起变电站的话,旧设备负荷越来越重,会更容易发生危险。有的时候不得已拉闸断电,市民又认为我们是以此相威胁,认为我们故意断电来给抗议者施加压力。”南京电力公司被迫雇佣30名保安轮班站岗,和附近居民斗智斗勇。居民则使用了许多游击队常用的战术:挖断道路,把工地周围变成水田,让汽车无法开入??

  南京电视台著名的新闻栏目“东升工作室”为此曾经做过一个特别报道,希望市民能够支持电力公司的工作,理由甚至包括:这种垄断型国有企业,拖它没有好处,它的成本都会在电费上找回来,最后受苦的还是老百姓。

  和高压线、核电站、化工厂、垃圾填埋场、垃圾发电厂相比,变电站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不速之客,但却是每个城市最常见的容易引起恐慌的建筑。

  除了北京玉泉营、望京两处在建变电站引发居民的恐慌之外,全国各地因对变电站的排斥和反感而发生的纠纷乃至于冲突并不罕见。

  在广州,骏景花园业主在2006年就曾经抗议一个110kv变电站与骏景小学和中学为邻,并为此堵塞工地入口拉横幅抗议。

  他们的担心也可以理解:2005年6月13日和2006年8月5日,广州就发生过两起变电站爆炸事故,其中一起事故中,碎片飞了20多米远,这一距离远远大于国家认为安全的行业标准——8米。

  重庆市涪陵区的桥南变电站曾发生过毒气泄露事件,当场使一名工人中毒,方圆两公里内都被烟雾覆盖。海南三亚的变电站也发生过爆炸事故。俄罗斯的莫斯科、美国的纽约和斯里兰卡、澳大利亚都曾发生过变电站爆炸事故。

  几乎所有冲突中,居民都对电力公司抱怨:你们到郊外、农村没人的地方去修建变电站多好啊!

  遗憾的是,如果高压变电站位于城市外围,而负荷则集中在城中心区,就需要大量供电线路经过城市道路向城中心送电;当城中心负荷达到一定程度,所需的线路就会连城市道路都无法承载。

  电压会随着负荷加大和距离增加而急速下降。所以当城中心区负荷达到一定程度,即使电送进来,电压可能已经低到无法正常使用。因此,在国内外大型城市,在城中心区建变电站是很常见的。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副主任许可祝副教授告诉《新世纪周刊》:“国外的类似工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也就是进行严谨的环评、对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办理拆迁,如果居民不愿意放弃私产,就给予更多补偿。”

  浙江省永嘉县乌牛镇十八垄村曾经努力阻止500kv高压线从村子上空经过,这一输电线路属于国家重点工程,为了绕开著名风景区雁荡山而选择了从该村过境。全村民宅距离电线米。除了电磁辐射污染之外,高压线还将增加整个村庄的雷击风险。

  该村村民表示高压线过境一事没有跟村里商量,向国家环保总局提请了行政复议。在复议期间,该村村民曾经到厦门市同安区莲花镇湖井村做调查,该村500kv高压线人患癌症或者其他怪病死亡。尽管这两个事实无法证明因果关系,村民们仍然感到紧张和恐慌。电力公司只找了3个“最听话”(维权村民语)的村民填写意见调查表,这也引起了村民的怀疑和愤慨。

  浙江省镇海县陈家村蔡董孙自然村的34户居民算是与高压线为邻者中的幸运儿。他们的村庄同样出现了高压线过境的情况,他们向国家发改委提请了行政复议,居然使得国家发改委撤销了浙江省发改委的批复,在和当地发改委进行了协商和协调后,村庄整体搬迁到远离高压线的地带。

  该案件代理律师之一、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袁裕来对《新世纪周刊》说:“浙江这样的省份民营经济发达,公民的权利意识很强,政府做事情比较小心,最近几年,许多律师代理的行政诉讼(“民告官”)都已经有六成左右的协调率。这是非常难得的。”

  自从厦门PX项目在强大的民意反对声中停建并最终迁址漳州之后,青岛生产PX丽冬化工厂遭到附近居民的质疑。这家韩国控股的工厂不断派出工程师向周围的居民解释该工厂符合中国的国家标准,却总是遭到周围居民的大声质疑:“那就回到你们韩国去!”他们静坐,申诉,抗议着这个带来GDP却伤害了城市风景的项目。

  青岛和厦门都是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在青岛,有许多外地人在内陆城市生活了多半辈子,到海边买房子养老。这些人由于青岛开展石化项目而焦躁不安,事实上除了在工厂工作的人,没有人对这个项目满意。市民的担心是,海里的海产从此就不能吃了。

  PX(对二甲苯)是一项重要的石油化工原料,在化纤、合成树脂、农药、医药、塑料等众多化工生产领域有着广泛的用途。近几年这种原料的价格很高,中国每年都要进口许多PX。

  厦门PX迁址使得人们对环保总局有了更高的期望,同时也相信,只要足够坚持,是可以把家门口的化工厂乃至于一切威胁请到别处去的。

  核电已经被认为是一种“基本安全”的能源而被世界各国接受,在核电站附近生活的居民每年受到的辐射量比火电站附近的要少得做。

  尽管如此,山东乳山核电站仍然被部分居民认为是一个并不友好的邻居,山东这个GDP全国第二的省份是一个能源消耗大省,以前主要依靠火电,在煤炭价格上涨和火电造成空气污染的情况下,山东省希望能够迅速成为一个核电大省。山东近几年启动的核电项目有三个,乳山核电站是其中之一。这个规划中的核电站距离银滩4A风景区仅有5公里,这引发了外地在此购房者的不满。

  乳山在过去的几年里打沙滩牌,一直致力于发展旅游业,并且大力向北方中心城市推销海景房,这样一个旅游战略突然转向核电站战略,对于当地旅游业和在乳山置业的外地人来说都是当头一棒。尽管国家需要核电项目,核电也是比较安全的能源,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仍然令普通居民对核电保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中国的垃圾处理近几年不断进步:过去的垃圾仅仅是被扔到郊外任其自然腐烂。现在的垃圾处理方式包括:填埋、堆肥、焚烧和发电。

  垃圾填埋有着很大的弊端:过去的简单填埋后果就是,地下水遭到污染,苍蝇蚊子老鼠很多,比如北京六里屯垃圾场就是填埋方式,附近却有许多居民饮用地下水。填埋场附近不适合居住,尤其是下风处,恶臭扑鼻。现在多数城市采用卫生填埋的处理方式,仍然要占据大片的土地。

  堆肥能够使一部分垃圾变成肥料,却难以处理所有的垃圾,处理速度很慢,还要对垃圾进行仔细的选择分类,需要许多人力和金钱。

  把垃圾焚烧供热或者发电是一种比较彻底的处理方式,但是近年来也遭人诟病。认为是“水污染换成空气污染”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垃圾焚烧装置本身仍然是重要的污染源,其中废气中含有的二恶英是一种可以在人体内积累的致癌物质。

  有些长年与异味为邻的垃圾填埋场居民支持垃圾焚烧,但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和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在2007年都因为废气污染问题引发了社会的争议,对二恶英的恐惧让人们担心。尽管如此,垃圾焚烧发电是中国垃圾处理的一个必然趋势——土地太宝贵,垃圾又太多了。

  上海市嘉定区有一所江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许多垃圾焚烧发电厂说服居民时经常提到的一个单位:那里进行了大规模的绿化,尽量改进厂区的环境,把有害物质控制在标准之内,在那周围住着数万居民。

  也许这就是各类“危险物”说服居民的解决之道,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和邻居沟通,同时在规划、建设上保证合法,在无法逃避与这些有风险的建筑为邻的时代,沟通和信任才是唯一的相处之道。

  望京南湖西园的业主金炳虎曾经给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信访办发过一封快递,结果快递员没能进去门。他后来一问才知道,信访办要求邮寄挂号信,理由是:信访信访,就是要通过邮政系统,自己拿来或者让人送来都不收。

  北京的同城快递是“上午发下午到”,而一封挂号信需要3~5个工作日。政府机关还是习惯于只接受邮政系统缓慢的信件,因为“更可靠”。

  “我们跑了三圈了。”金炳虎说,“规划、建设、政府、土地、街道??每个地方都去过两到三回。”

  南湖西园的业主们把各个有关部门的电话写成一个帖子,置顶挂在“望京网”他们自己的论坛上,大家每天轮流打过去催进展,他们把政府的回复都跟帖在后面——

  “我今天打给xx处,他们居然说不知道咱们去上访过,他们都互相不知道自己的同事做过什么或者正在做什么。”

  在多数小区居民的眼中,政府缓慢的努力让他们心急如焚。维权协调小组的几位成员多数就职于私营企业或者外资企业,做事情效率很高。这个小区里有电磁方面的硕士和博士、有电气工程师、有大学教授、媒体工作人员和律师,几乎可以提供维权所需要的一切人才。

  “我们成立这样一个协调小组,就是经过居民的授权,我们就是几个人挨家挨户地去敲门,请每位居民签字的,于是我们拿到了数千位居民的授权。我们动员大家捐款,很顺利地拿到了维权经费,我们做一些大的决定都要公布,请谁做律师,花多少费用,一定要给每个居民一个交代。”世安家园的居民、维权协调小组成员郑运涛告诉《新世纪周刊》。

  郑运涛和他的邻居们不得不加快步伐,整个事件当中,工地一旦成了规模,想要拆除就非常难了。

  郑运涛也因为1月22日的不理智行为而被拘留了数日。出来之后他对所有的居民说:“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心理阴影,政府不是我们的对立面。”

  与规划、建设、环保的慢节奏相比,南湖派出所的民警们要忙碌得多。为了防止两会期间有更不理智的情况发生,民警们挨个找维权协调小组的成员和候补成员谈心,讲一些理智维权一类的内容。

  “两名警察来到我家,我让他们在餐桌边坐下。他们说:不要上街啊,我说不上街。他们没了话,感叹‘您家真热’,我说对啊,你知道吗?我们小区的楼外墙保温层是获过奖的,如果没这个变电站,这是一个多好的社区啊。”一位中年女居民对郑运涛说,“他们没什么话,转身就走了。”

  “我想他们也是同情我们的,说线米范围内,也有他们的派出所。”居民张女士说。

  郑运涛把派出所所长和一个经常联系他的警官的手机号都加进了黑名单,每次他们拨打他的手机的时候,都会听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后来警察跑到他们公司去找他的领导。对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负责人说:“你们的这位同志每天忙于上访,不安心工作,希望你们能批评教育。”

  和居民的心急如焚相比,政府的节奏缓慢而平稳,从去年12月底居民第一次反映情况开始,到2月2日,市建委才勒令工地停工,之前的多数时候,他们认为规划应该对此事负责,规划委员会则认为自己没有执法权,又推给建委的监察队和城管,城管又认为这一行为不属于自己的管辖范围。

  对市环保局拒绝提供的变电站的环境测评表,居民认为,小区属于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应该使用级别更高并应该向全部受影响人口公开的“环境评价报告书”。使用环境测评表本来就已经是违规操作,拒绝提供这一文件则使得居民们加剧了对环保局的不信任。

  环保局认为自己没有义务提供环境测评表,是否提供这一文件是由电力公司决定的。前者和环评书相比对于企业有更大的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副主任许可祝表示:“环保局的这种解释与《行政许可法》本身就是矛盾的。环保局应该对你们公开这个文件。此外,即使是做了环境测评表也应该向居民们征求意见,哪怕只请几个居民来座谈,这个过程也要有。”

  南湖西园居民李寰明是一位派退休教授,退休前供职于一家商业学院,他激动地抨击电力部门“以垄断企业的身份欺负弱者”。

  “他们在选址的时候是企业,总是挑选离城区最近的地方,以减少他们电力传输时的损失,这个时候他们是企业。”李寰明说,“等到你去找到他们说自己生命安全受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告诉你,我们是供电局,是国家电网,我们就是国家和大局,需要你们为大局做点小牺牲!”

  在西方许多国家,政府和居民、建设方(如电力公司)是三方,政府帮助协调。而在中国,国家电网的政府机关色彩尚未褪去,北京电力公司门前的公交站仍被称“供电局”,政府和电力系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美国和法国,电磁污染也是一个受到民众关注的问题。美国政府在不断投入资金研究这一问题:国家科学院、全国研究委员会、国家辐射防护委员会、全国环境卫生学会和国家癌症研究所都把电磁污染作为研究课题。

  在“美国电磁场研究与公众资料传播计划”当中,研究人员定期向公众公布研究成果,得出的结论是变电器一类的设备产生的电磁场对人类基本无害。

  美国的电力企业也遵循“杜邦办法”即电力企业老板带头高调搬家到高压设备附近,以证明其无害。

  在中国,电力公司也采取这样的做法。北京电力公司信息中心唐松寒主任表示,北京电力公司楼下就有一个变电站,大家在这里工作一直很健康。“我们准备过一阵之后开新闻发布会,散发一些科普知识的小册子,让居民们知道变电站是安全的。”

  除了美国不断发布最新研究成果之外,法国的一项“公共辩论”策略也是值得中国借鉴的政策。法国是欧洲最大的电力供应国。

  1993年,法国规定:法国电力公司的电力设施计划,必须在公共调查程序启动之前组织公开听证会(后来成为“公共辩论”),面向全民的辩论会由反对者、电力公司、学者专家各界人士参加。

  由于每个公民对工程都可以发表意见,陈述这样的计划对自己生活的影响。在激烈的辩论之后,公共辩论委员会主席最后汇总各方意见,形成综合性总结报告,在专门网站上公开。这些意见将影响到最终的环境影响报告。

  由于有这样一个民主程序,即使不赞同建设电力设备的法国人也将有机会在辩论时抱怨,并且在辩论结束之后继续讨论工程,并对整个施工过程进行监督。

  遗憾的是,这些公开、透明的经验还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中国,一所变电站的环境测评量表仍然属于电力公司的商业秘密。

  “这是中国环保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2007年的最后一月,当听闻厦门PX化工项目确定搬走时,媒体一片欢呼雀跃,“政府与民意双赢的结局”,一个评论如是说。“厦门人”成了许多媒体的年度人物候选人。

  如同许多在网络时代盛行一时的事件一样,这一事件也就此划上了句号,视觉疲劳的媒体,麻烦缠身的教授,痛感无力的厦门居民,焦头烂额的当地政府,都急需这个结局,虽然许多旁观者还带点小疑问:“那漳州人民接不接受这项目呢?”但在报纸上,已经读不到这一事件的下文。

  “3月1日,我去散步了。”在百度东山吧里,冒出这样一个帖子,后面跟了许多帖。福建东山,就是厦门PX项目议定的迁址地。在听闻又一个厦门人不要的项目将搬迁到自己家门口时,漳州东山、诏安等地居民不乐意了。1990年,厦门海沧议论建一个火电厂,后来因为担心粉尘和酸雨而搬迁到漳州,现在的PX项目搬迁也是类似的理由——漳州人口密度小,受害人群相对少。

  一名叫做“不能自扫门前雪”的网友愤然留言:“听到PX要迁出厦门,本来还挺替厦门人高兴,谁知道要迁到自己家门口。试问一下,既然厦门不能建,漳州就能建吗?福建人是人,漳州人就不是人了吗?,希望决策者多为贫困地区考虑考虑。”

  “散步”一词,自从厦门人于2007年6月1日使用过后,就有了特殊的意义,有厦门人作榜样,东山人在3月1日也进行了一次“散步”,据目击者称,现场有上千人。但是,与厦门相比较,东山人的抗议声音相对小得多,他们对媒体的缺位感到相当愤怒,也有人总结说,厦门的成功在于推动这一事件发展的是一群高素质人群,这一事件的重要参与者连岳,称之为“厦门有许多有风骨的知识分子”。而东山,和其他正在为大化工项目而担忧的地区一样,只是小部分人的觉悟。

  南京姑娘杨梅的经历更像一出喜剧,在为厦门人民担心了半年之后,她突然在网上搜索到一条关于南京某PX工厂建成的信息,在查阅了地址之后,她突然发现,原来这个工厂距离自己家不到3公里远,而且附近都是居民区。“我还白白为厦门人20公里外的化工厂担忧了半天,而自己就在一个这样的项目旁边!”杨梅惊叹地说。

  关于像PX这样的项目选址究竟应该距离居民区多远,一直是厦门PX事件里争议的主题,赵玉芬院士在报告中提到:“此类工厂,按照国外惯例,应该距离居民区100公里才算安全。”该提法引来不少人的质疑。有人说,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密度,除了西北荒漠,没有一个地方符合这条规定。而新确定的选址古雷半岛,距离最近的两个县有20多公里,距离原址海沧约80公里,附近居民动迁较少。这个选址比起原定选址如何?赵玉芬院士认为,比原来的选址海沧,确实有不小的改善,因为海沧近几年修了不少楼盘,最近的居民区距离工厂选址只有1.5公里。

  作为最早推动厦门反对PX项目的参与者,赵玉芬、袁东星等一批厦大化学系的老师已经不太愿意和外界谈论,尤其是关于新的选址。去年10月,PX项目资方翔鹭集团曾经对他们提出起诉,理由是“诽谤”。而事实上,他们所做的厚厚的提案在网络和短信的反复转载中,只剩下了只言片语,由于传播的需要。而逐步变得夸张,比如“等于身边放了个”等等,这正是对方提出控诉的理由,因此,袁东星在对政府和媒体的陈述中,总是试图加以解释。

  而另一位对此事颇为关注的中国化工大学博士张雯迪,对新址做了一番评判,“虽然比起原定选址有所改善,比如周围人口密度较小,出口也比较多,但是并不等于就安全。新址附近有将近100万的人口,附近是渔场。对二甲苯虽然毒性较弱,但是在水中和空气中的挥发性都很强,长期吸入对人体将造成多种危害。要是真正为周围的居民考虑,就应该寻找更合理的选址。”

  对于这个放弃了的项目,厦门市仍然有不少官员觉得相当可惜。PX是中国紧缺的化工原料,世界的主要需求缺口在亚洲,尤其是习惯使用化纤作为原料的中国纺织业。而与其他的一些项目相比较,PX的污染性和危险程度要小得多。在讨论PX项目是否迁址的一次会议上,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说,虽然这是一个“大项目、好项目”,“但是那么多群众反对,所以我们应该慎重考虑,应该以科学发展观、民主决策和重视民情、民意的视角来看待这件事”。

  原定于2008年投产的项目,直到现在仍然前途未卜,厦门翔鹭集团一度指责,这是海沧地区的房地产开发商在捣鬼炒房。而事实上,对这个项目反对得最彻底的正是在海沧买了住房的业主们,关于这个项目的介绍和反对的呼吁,从2006年就出现在业主论坛上,后来,海沧的房价与厦门市区相比只降不涨。去年夏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冒着被拘留的危险参加了游行。

  关于厦门PX事件形成的原因,厦门市人大代表、厦门轻工集团董事长杨景成认为,厦门由于地方政府的失误,在原本的工业规划用地上不断地兴建楼盘,致使矛盾日益突出,对此政府应当承担责任。2007年12月5日,一份由政府新公布的环评报告结论为,厦门市海沧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冲突,厦门市在海沧南部的规划应该在“石化工业区”和“城市次中心”之间确定一个首要的发展方向。

  厦门选择了后者,漳州得到了这个800亿元的蛋糕。在初步得到迁入的意向后,漳州对得到这个项目一度相当高兴,而从反对意见来看,主要来自那些距离这个项目近,但没有列入搬迁之列的居民,他们只是当时居民中的一小部分。

  3月4日,东山关于PX项目的谈论已经不如一周前那么激烈,一些不愿意放弃的网友认为,让PX迁出东山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毕竟关于这个项目的搬迁还没有正式通过项目评估。而据当地政府官员透露,为了吸取厦门的教训,对于这个古雷迄今为止可能引进的最大项目,要严格审批,尽量让百姓放心。

  厦门PX事件是近几年中国人环境恐慌的一个代表,其他城市正在兴建的一些大型项目,正在受到公众的环境安全质疑,比如青岛的大炼油项目、乳山核电站、云南虎跳峡水电等。甚至北京上海等地的变电站选址,也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环保已经从概念走进市民家中。

  在10年前或者更早一点的时代,中国的环保主义者最主要的群体是农民,他们因为河流和土地的污染而投身到此项事业中来,而对于城市人来说,环保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化工厂都修在遥远的山沟里,城市里的自来水永远不会流出白沫。

  1998年,曾经是和记者的霍岱珊开始围绕着淮河拍照,这是第一类高素质人群开始介入环境问题。再往后,一批国外环保组织陆续进驻中国,招聘中国雇员,并开始宣传各种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环保概念:转基因的大米可能有未知的危害,引进高产作物和鱼类会导致外来物种入侵,等等,在公众听来,环保近似于一个高科技的、玄幻的概念。

  但在最初的环境启蒙完成后,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公众的环保意识有了巨大的转换,环保的主体转移到大城市居民。在吉化爆炸和太湖蓝藻爆发等大面积危及公众安全的环境事件发生后,中国人对环境的注意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对发展和GDP的评价也开始退潮,中国迎来了环境污染清算时代。

  与若干年前环保组织依靠“血淋淋”的照片和数据来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不同,今天,公众对环境的忧虑来自家门口,来自城市,这些人很容易得到和传播信息,他们的影响力也远非被困在土地上的农民所能比拟。几乎每一个做出石化布局的城市:青岛、大连、南京??都面临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因此,无论事情解决前还是解决后,厦门市政府都希望不要报道和过于关注这个结果,他们担心厦门的迁址会成为一种“前例”,在中国,正在上马的PX项目,不仅仅福建有。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当厦门PX项目成为一个争议热潮时,许多人开始关注自己家门口的各种化工厂,并在网络上进行链接,在各种论坛上进行转载和评论。

  PX(对二甲苯)项目对于城市和公众,是否具有巨大的危害性,在2007年,这个问题争论了整整一年,两种不同意见在交锋,一种支持这个项目的声音说,在化工行业,工厂越大,工艺就会越先进,监控越密集,因此污染也会越小。生产同样多的产品,大化工厂所产生的污染比小化工厂少了若干倍,甚至可以说,它代表的是先进生产力。而这种声音,很快湮没在厦门人的怒火中。绝大部分人,可能既不知道PX这两个字的含义,也不知道其工厂会是个什么样子,但立刻毫不犹豫地确定了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因为这三个字——化工厂。

  中国人进入一个偏听偏信的时代,任何消息都有可能先从最不利于自己的角度开始排除,尤其是在环保方面。这个习惯的形成,源于从“要从一眼望过去都是烟囱”的时代,到“牺牲环境换发展”的时代,再到亡羊补牢的今天,带给中国人的严酷记忆。这种记忆主动启发了中国人的环保意识。这种意识,来源于每个人想保护自身的不安全感,因此,这种环保意识是低级的,不纯粹的,但却是最面对现实的。因此,中国人不再相信,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能够为更多的人换来利益。这种从自身利益的驱动开始的环保意识,在今天看来还多么的不完全,因为一个项目被赶了出去,于是厦门人民欢呼雀跃,而政府所做的,仅仅是把它挪到一个反对声音稍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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